当前位置:主页 > 海外财会 >

特朗普税改法案获通过 专家称我国跟随减税并非最优选择

人物: 来源: 2018-04-01 19:43

  关注 鼎汇万客娱乐 官方网站,添加" hkseo8 " 微信为好友为您推送更好精彩内容。

  鼎汇娱乐-官网代理就找 【财满街团队】 QQ:1951522229。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2017年全球最重磅的经济事件莫过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税改方案获得美国参议院通过,这意味着美国将展开一轮大规模的减税潮。

  12月2日,北京时间下午三点左右,美国当地时间周六凌晨两点,特朗普税改方案以51:49获得参议院通过。从通过票数比例可以看出,该方案的通过经历了长时间且激烈的辩论。

  这是美国31年来最大规模的税制改革,企业所得税将从35%下调至20%,税改还鼓励美国公司把海外利润带回美国;在为中产阶级减负方面,个税标准扣除额几乎翻倍。个税从七档减至四档,分别为12%、25%、35%和39.6%。预计特朗普会在2017年底之前正式签署批准税改立法。

  该税改方案的通过尽管会给美国财政带来负担,但无论对国家还是特朗普本人应该说是利好。那么,对全球尤其是中国经济将会产生怎样的影响?我国将如何应对?《财会信报》记者就此采访了专业人士。

  意义
  巩固特朗普执政地位 重振美国经济
  在2017年圣诞节到来之际,特朗普减税法案终获参众两院一致通过,并从2018年开始实施,这既是特朗普执政一周年的重大改革成果,也是给美国和全世界投下的一枚重磅炸弹,因而引起全世界的广泛关注和激烈反应。

  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张广通在接受《财会信报》记者采访时分析,首先,特朗普击败威望甚高的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当选美国第45任总统以来,其“商人总统”的执政背景、“美国优先”的执政理念、“特立独行”的执政风格一直倍受质疑,而且在否定前总统奥巴马改革成果基础上推出的系列改革计划也是一波三折、争议不断。在执政即将一周年之际,特朗普雄心勃勃的减税计划在参众两院获得通过,这对巩固其执政地位、消除人们对其执政能力的种种怀疑具有强烈的“镇定剂”作用,对共和党再赢得2018年国会中期选举和特朗普争取下届总统连任具有重大意义。

  其次,特朗普减税法案的通过,表明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美国政府实施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即将终结,积极财政政策正式走向前台,成为美国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角。

  第三,特朗普减税法案的影响力可与1986年里根总统的减税法案相媲美。当时里根税改在全世界掀起了一轮又一轮的减税浪潮,使美国经济乃至全球经济保持了20年的繁荣稳定,并将前苏联这个强有力的竞争对手挤出了国际政治经济舞台的中央,但也以持续十年的国际金融危机的疗伤而宣告终结。特朗普减税法案在新时代、新背景下开启了新一轮全面减税的序幕,标志着美国和全世界新一轮经济增长周期的到来。

  第四,美国联邦税法体系以所得税和社保税为主体,特朗普减税法案将公司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作为改革重点,并兼顾遗产税等财产税,其减税范围和减税力度都是空前的,对吸引海外资本、技术和人才向美国回流,振兴美国实体经济,促进经济增长、缓解就业压力、强化美国的传统优势、实现特朗普“美国优先”执政理念具有重大意义。

  第五,特朗普减税法案是美国政府对冷战结束后不利于美国国家利益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进行深度调整或再平衡的重大举措之一,将对重构21世纪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重振美国的国际霸主地位产生重要影响。

  影响
  短期导致资本外流人民币贬值压力 长期影响减弱
  美国目前依然是全世界综合国力最强大的国家,一举一动都会对世界产生重大影响。张广通认为,特朗普减税法案的顺利出炉,既给美国一个重振雄风的机会,也给其他国家带来重大挑战。具体体现在,一是特朗普减税法案在对美国实体经济的恢复产生积极刺激作用的同时,也给其他发达经济体(如欧盟)和新兴经济体(如金砖国家)带来巨大压力。所有国家将不得不主动或被动地调整自己的经济发展战略和宏观经济政策,在深度调整的世界经济格局中重新寻找自己的站位;普遍减税无疑将成为潮流,列入各国发展与改革计划的优先选项,但税收收入短期大幅减少也会导致财政赤字的扩大、债务规模的扩张,有可能把刚刚走出财政危机、经济危机、债务危机、政局危机的国家再次拖入危机的泥潭。

  二是当今国际局势与上世纪八十年代里根改革时期明显不同,东西方两种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对抗已基本让位于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让位于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美国在这个重大历史转变中,综合国力下降,“一强独大”的局面受到严峻挑战,其发展的可持续性明显不足,因此对特朗普减税法案的短期效果不能低估,但对其长远影响也不能评价过高。

  三是特朗普执政以来,奉行美国优先、单边主义、霸权主义、贸易保护主义等执政理念,美国政治趋向保守化,这与美国传统价值观、作为世界第一大国承担的国际义务和人类文明发展大道产生了明显背离,已经严重损害了美国的第一大国形象,恶化了美国与国际社会的关系,不仅让世界变得不稳定、不安全,也让美国自身变得不稳定、不安全。这种自私自利、唯我独尊的偏颇做法必将使特朗普重振美国雄风的努力遭受各种挫折,也给其通过大幅减税吸引人、财、物回流美国的美好愿望蒙上阴影。

  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研究员王有鑫在接受《财会信报》记者采访时分析,自20世纪80年代起,美国开始出现产业空心化问题,不足以给经济增长带来持续而长久的支撑。特朗普希望通过大幅降低企业和个人所得税税率,吸引产业资本回流,重振美国经济雄风。从之前里根、小布什和奥巴马政府减税周期看,减税在短期内均起到提振经济的作用,但长期效果不及预期,“中性减税”的情况在前两次税收改革中也没有出现。

  王有鑫认为,特朗普税改可能会对美国经济增长、就业和跨境资本流入带来一定刺激作用,但也会加剧贫富分化、引发全球竞争性减税、增加美国财政负担。因此,特朗普税改的影响主要集中在短期,长期或将面临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上升的困扰,经济增长可能短升长降。相应地,特朗普税改对中国跨境资本流动、人民币汇率和企业国际竞争力的冲击也集中在短期,长期影响将逐渐收敛。

  近几年中国在直接投资领域面临一定挑战,一方面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增速放缓,另一方面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大幅增加。王有鑫指出,如果特朗普税改付诸实施,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加剧内资外流、外资撤回等危机,伤害我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

  王有鑫具体分析,首先,短期将面临资本外流压力。由于美国拥有庞大的消费市场、先进的科技和人才优势,近年逐渐成为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目的地。据商务部统计,2014~2016年,我国对美直接投资额分别为76亿美元、80.3亿美元和169.8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96.1%、5.7%和111.5%。截至2016年底,中国企业在美累计投资605.8亿美元。美国咨询公司荣鼎集团统计的中国企业对美投资数据则更高,2014~2016年,我国企业对美投资总额为725亿美元,比商务部数据多一倍以上;2016年,中国所拥有的美国机构也由2015年的1 900个上升到2016年的3 200个。可见,近几年中国企业对美投资热情高涨。

  美国税改付诸实施后,企业成本大幅降低,部分中国企业可能将加速在美投资,短期中国资本外流压力将加剧。根据美国荣鼎集团统计数据,2000年~2017年二季度中国对美直接投资累计金额1 348亿美元,流入的前五个行业分别是不动产和饭店、交通和基础设施、信息通信技术、能源以及娱乐业,占比超过70%。交通、电信、银行等行业将在减税过程中明显受益,因此,中资企业将进一步增加这些行业的直接投资,强者愈强。尽管美国消费零售、媒体娱乐业也是减税重要利好行业,但考虑到国务院于8月颁发了《关于进一步引导和规范境外投资方向的指导意见》,将房地产、酒店、影城、娱乐业、体育俱乐部等境外投资列入境外限制类投资,预计这类投资将大幅减少。此消彼长之下,预计中国企业对美投资总额不会急剧飙升,利好更多是在短期,表现在股权和债权等间接投资和热钱流动上,长期直接投资不会出现剧烈变化。

  其次,人民币短期贬值压力增加,但“通俄门”抵消了税改通过对人民币汇率的不利影响。人民币汇率在短期更容易受市场预期和突发事件冲击,因此,在特朗普税改取得突破性进展和正式公布前后,市场会对税改效果寄予较高期望,投机性的跨境资本会先于长期产业资本行动,给人民币汇率带来短期压力。然而,此次参议院税改通过当天正好曝出美国“通俄门”最新进展,前国家安全顾问弗林向FBI认罪,对特朗普执政和美元走势带来冲击。因此,税改通过后美元指数并没有明显提升。而且减税后如果美国政府长期面临财政赤字,美元的货币信用会有所下降,美元可能会受到削弱。1986年里根和2001年小布什减税期间,巨额财政赤字造成美元指数大跌。随着市场逐渐消化减税利好,国内跨境资本流动也会更加理智。同时,政策制定者也不会坐视不理,会出台相应减税降负措施吸引资本留在境内。因此,中长期看,特朗普减税对人民币汇率的冲击将递减直至消退。

  第三,中国税制将面临指责,改革压力增大。从特朗普竞选期间宣称减税,再到税改每一次出现重大进展,我国媒体都进行密集报道,反映国内企业和居民对美国税改的关注,换个角度看也说明市场主体希望国内也能跟随减税。去年底,福耀集团董事长曹德旺在一次采访中对中美经济进行了对比,加之其在美国投资10亿美元开办玻璃工厂,对国内产业资本外流的担忧将国内减税讨论引向高潮。背后原因在于我国现行税收制度还存在改进空间,宏观税负和企业税负较美国高,在特朗普减税背景下,可能会伤害我国企业国际竞争力。因此,特朗普税改引发了国内广泛关注,将对中国下一步税制改革和制度设计产生一定的紧迫感和压力。

  应对
  当前减税非最优选择 金融安全是重中之重
  经过四十年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中国的经济体量和质量以及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都有了很大的跃升,尤其是“一带一路”战略的稳步推进和快速结果,使中国应对国际风云变幻的能力大大增强。

  但对于特朗普减税带来的冲击,张广通认为既不能视而不见,也不能盲目乐观,应采取以下策略加以积极应对。一是继续推进经济发展动能的转换,制定科学、有效的税收优惠政策,支持实体经济做大做强,支持信息经济和服务经济加快发展,支持科技创新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营造良好的就业创业环境,持续提高我国经济的发展质量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二是加强顶层设计,深入推进财税改革,稳步推进税收法治化进程,加大税制改革力度,着力弥补地方税改革的短板,优化税制结构,不断提升税收征管和服务效率,降低市场主体的制度性交易成本,激发整个社会的创业创新活力。

  三是发挥中国地广、人多、市场大、朋友遍天下的优势,稳步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增强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话语权,由不合理国际秩序的被动顺从者逐步转变为国际规则的主动制定者。

  四是调整完善各行各业应对特朗普减税及其他政策出台带来的风险和挑战的预案,有效防范在财政、金融和经济领域出现系统性风险,同时化挑战为机遇,积极找寻发展机会。

  五是与美国政府保持良好沟通,扩大共识、缩小分歧、加强合作,尽最大努力挫败其围堵中国、遏制中国和平崛起的图谋,为我国长期可持续发展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

  “特朗普税改无疑给中国带来了严峻挑战,我国唯有客观正视,积极应对,才能在新一轮全球减税浪潮和产业资本配置中把握主动权。”王有鑫建议,第一,加快推动税制改革,由间接税为主向直接税为主转变。我国企业税负比美国高,重要原因在于我国以间接税为主,征收对象主要是企业。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了我国税制改革基本方向是从以间接税为主向直接税为主转化。近年来,通过大力实施营改增,我国税制结构已有明显改善,间接税数量已从三个下降到两个,在全部税收收入中占比也由过去的65%左右下降到2016年的57%。未来,可通过继续降低间接税比重,逐步搭建直接税框架,为企业减负。对于已开征多年的个人所得税,应以强化征管为重点,推动其向“综合与分项结合”方向转变。对于房产税,应通过扩大试点,挑选成熟经验适时向全国推广。对于遗产税,应加强研究,逐渐积累社会共识,探索建立合适的制度框架。

  第二,整合企业所得税优惠条款,降低名义税率。虽然世界银行测算我国企业总税率(68%)远高于美国(44%),但其中所得税部分(10.8%)明显低于美国(28.1%)。这样的结论看上去矛盾,是因为在对外开放、招商引资过程中,各级政府出台了形形色色的税收优惠政策,所得税优惠是其中重要一项。我国以间接税为主的税收结构,决定了企业可将其缴纳的大部分税收,通过价格渠道等方式转嫁出去,企业真正承担的税负并没有直观感受那么重。我国应全面、深入梳理企业所得税的各类优惠政策,将此前适用某类行业、地区甚至产业园区的税收抵扣内容,以立法形式固定下来。以此,既可以缩小与其他国家之间的企业所得税税率差异,也可以收敛我国名义税率与实际税率之间缺口,优化税收结构。

  第三,整顿和规范税外收费。我国收费体系庞大而复杂。按主体分,有行政事业性收费、中介组织收费、行业协会收费以及“准市场主体”收取的经营性收费。按名称分,包括费、基金、社保、国有资本经营收入等。各类收费种类繁多,缺乏透明度和总体控制,增加了企业实际税负成本。对此,应加大正税清费力度,逐渐推进行政零收费。对已经存在的收费项目,要在全面清理的基础上,将确有必要保留的项目归并到相应税收之中,正税清费。除此之外的收费项目,可以考虑借鉴广东、湖北等地经验,推广“行政零收费”。取消行政收费后形成的财政支出缺口,可以通过正常的预算安排予以解决,确保地方政府财源稳固。

  第四,加强国际税收协调,避免恶性税收竞争。特朗普税改计划公布后,英法等发达国家已流露跟随减税迹象,全球范围减税大战一触即发。这样做不仅会使国际税收秩序陷入混乱,伤害出口导向型和外资依赖型发展中国家,更会使业已形成的《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BEPS)行动计划》等反国际税收恶性竞争成果缩水。我国政府应积极应对。跟随减税不是最优选择,国际税收竞争应该是合作中的竞争,而不应以邻为壑,恶性竞争。一方面应立足本国国情,继续完善税收体制,规范税外收费,降低企业税负。另一方面,应加强与其他国家的国际税收协调,加强国际反避税合作,完善税收立法,加强反避税人才队伍建设,强化国际反避税信息共享。

  王敏则表示,不能将美国税改看成孤立的税改行为,而应视为美国包括缩表(资产负债表缩小)、加息在内的一系列组合拳动作,这是一场可能会引发经济和金融安全的全球大战,我们应该高度重视,制定出综合应对方案,保证我国经济和金融安全是重中之重。

  王敏建议,我国应继续加强资本管制,防止资金可能出现的加速外流行为。对外投资方面,应严格加以控制,对于有利于发展我国实体经济的投资项目,比如有助于我国科技实力提升、能源安全等继续加以鼓励;对我国实体经济提升没有多大帮助的项目应严格限制。对金融领域,应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重点在于严格控制和防范金融风险;对于金融创新,应持谨慎的态度,以是否真正有利于实体经济提升为判断标准;继续花大力气清理整顺地方债务,防止地方盲目冲动的建设行为;对于PPP项目、资产证券化(比如REITS)等,应以谨慎的态度对待,对真正的民生项目可予以支持,重点在于防止金融风险。

  部分人士认为我国应马上大规模降税以应对,但王敏认为我国目前进行规模性减税并不现实,也存在一定困难。因为我国的经济体制和美国不一样,我国是大政府,参与了经济管理的方方面面的工作,地方的债务问题已相当严重,不太可能像美国那样大量发行国债解决财政问题,因此,我国不可能采取大规模减税政策来应对,应该继续立足于结构性减税政策,继续深化税制改革,对有利于实体经济提升的税收优惠政策应继续加以完善,调整直接税和间接税的比例,建立完善的地方税收体系。对新税种的推出应持慎重态度,应多征求各方意见,尽量完善制度。

  此外,王敏表示,在税收征管方面,应该立足于为纳税人创造和谐宽松的税收环境。既要依靠金税三期等工具大力提高征管效率和强度,又要多考虑纳税人存在的客观情况,考虑其历史形成因素。创造和谐的税收环境,而不是激化矛盾,应给纳税人一定时间进行规范和完善。

1.四川财会学习网遵循行业规范,任何转载的稿件都会明确标注作者和来源;2.四川财会学习网的原创文章,请转载时务必注明文章作者和"来源:四川财会学习网",不尊重原创的行为四川财会学习网或将追究责任;3.作者投稿可能会经四川财会学习网编辑修改或补充。